美国总统科学顾问霍德：白宫和实验室的游戏

　　从基因和蛋白质谈到大选和“桑迪”，洛里·霍德(Leroy Hood)这位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头枕双手，窝坐在沙发里，聊得愈发兴起。

　　昨天，霍德在上海参加“2012浦江创新论坛”期间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说，中国举力增加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将助力经济增长和科研商业化应用。对于后者，霍德认为中国还略显不足。

　　和商业化不足一样，商业化过头也是个问题，这便是一个困扰美国等西方国家多年的问题——如何避免少数企业例如制药企业的商业利益绑架公众利益。对此，霍德说，在监管得当的前提下，商业游说会给公众带来正能量。事实上，除了科学家，霍德本人就是个经常出入联邦政府“跑项目”的游说者。他称，于惠及公共福利的“大科学”(Big Science)研究项目而言，和政客打交道是必修的功课。

　　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一项上世纪90年代启动、旨在揭示人类基因秘密的多国合作项目)的参与者，专攻生物医学的霍德是少数几个集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于一身的科学家。

　　他并不只生活在实验室中。78岁的霍德支持民主党，和脱氧核糖核酸一样让他津津乐道的是，飓风“桑迪”吹倒了共和党的墙头草——比如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他近日一改之前对奥巴马的反对立场转而称赞其应急指挥能力).

　　中国R&D的潜力

　　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8687亿元，增长23%;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为1.84%。作为一项比GDP更能反映一国软实力的指标，你如何评估其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

　　霍德：中国近年来的大量投入已经在夯实这方面的基础，但你不能指望半年内就解决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举力增加R&D的投入有助于科技商业化的应用和经济增长。

　　日报：发达经济体的R&D投入强度是一个怎样的水平?

　　霍德：没有一定之规，我认为理想化的比例应该是2%~3%，美国常年来的水平大约是2%。

　　日报：你在哪些领域看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

　　霍德：中国在夯实科技研究方面的成就令人瞩目，比如在生物技术以及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你们也从美国实验室挖回了很多人才。

　　现在还缺乏将研发应用于企业的能力，即科技商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和人力资源，还要有更多的CEO(首席执行官)储备。要有更多人力资源投入于企业研发层面。在企业科研领域，同样需要风险投资。

　　医疗保障的普惠性

　　日报：OBAMA CARE(美国总统力推的医疗改革)已经成为美国人的热词，中国也正在夯实医改的阶段性成效。在医疗保障方面，两国是否有互相学习、汲取之处?

　　霍德：美国医改的核心要义在于将惠及数千万没有医疗保险的民众。对于一国政府而言，为贫困民众提供医疗保障是一个必需的“托底”责任。中美都是如此。我并不是特别了解中国的医改政策，但我认为，对于旨在建设一个为民众提供均等机会的现代化社会的国家而言，医疗保障是一系列政策组合中的核心拼图。

　　日报：作为白宫科学顾问，你通常会向总统作出怎样的政策建言。

　　霍德：最近我向有关方面推介了一个生物科技项目，这个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规格相当的项目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涉及器官活动的蛋白质表现。目前的估算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创造的前期投资为35亿美元，创造的社会效益可能达到8000亿美元，这是一个极高的收益率。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极力推介科技前沿理念，让向、美国政府高层和利益攸关领域有所受益。我上述提到的两个项目争议都不小。发现科研星星之火，力排众议给予支持，这是政治家的职责也是挑战所在。如果奥巴马连任了，我们再来评估我说的这个新项目。

　　科学家和政治家

　　日报：你说到中国在一些领域的科研应用方面还有所不足，而我看到西方国家似乎在这个方面存在过度商业化，比如医药企业在新推产品前对于政府的游说，这往往是利润最大化导向的。

　　霍德：这是一个普遍的挑战，我们要做的是保持独立判断不受干扰。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在这方面监管颇严，作为美国的预算审批机构，OMB在投资流向方面掌握着相当大的话语权。

　　我依然认为，游说是政治的一部分，你需要正面应对它而不是消灭它。有时候，游说者的贡献很大，比如美国医院和制药巨头曾对艾滋病的一项药物治疗方式坚决抵触，但少部分人的游说最终让这项治疗惠及患者。

　　所以游说可以带来新理念和新机会，只是得有人对其进行评估。

　　日报：科学家太热衷政治会不会对主业形成影响?

　　霍德：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大科学”——投资浩大的系统科研项目。美国联邦筹款机构基本关注的都是“小科学”。这意味着我需要到联邦政府游说、“跑项目”。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科学研究过程中必须经过的流程。因此，我享受这样的政治与科研之间的互动。这中间也会出错，但整体来说是产生正能量的。

　　日报：所以在美国，要想当好科学家先要混熟国会山?

　　霍德：不尽然，我觉得大约95%的美国科学家更想搞好“小科学”，他们可以两耳不闻政治而纯粹地做好研究。

　　我的观点是，在目前我们应对解决社会性大挑战的领域，比如全球性医疗保障、经济、原油、环境和农业，为这些行业提供解决方案的通常都是“大科学”，这是我们的科研“资产组合”需要平衡配置的原因所在。如果要搞定“大科学”，就要和政客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