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大到不能救

　　每到熊市，总会有一些人站出来为中国股市复兴出谋划策。近期就有一个类似主题的高峰论坛在京举行，各路专家七嘴八舌，观点相差很大，其中当然不乏高见。但既然主题有关“中国股市的振兴方略”，便是把自己当成了监管当局的军师谋士。要扮演好这个角色，首先得揣摩“东家”的心思。

　　刚开始搞A股时，监管当局一门心思就是要帮助企业进行股权融资，推进国企股份制改革。老百姓称之为“圈钱”。搞大了之后，规范化提上日程，着重加强市场建设，完善各种制度设计，培养机构投资者。规范化的核心诉求其实是维稳，往好里说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换一种说法则是保证可持续圈钱，避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把市场做烂了，把钱都吓跑了。时至今日，监管当局关切的仍然是上述两点：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维护金融安全。知晓这个前提之后，才有可能提出被认可的振兴方略。

　　A股IPO向来认购踊跃，发行价格也不便宜。换句话说就是，IPO新股不愁发不出去。只是在熊市之时，散户迁怒于IPO融资，认为新股供给过大是股票下跌的重要原因。监管当局面临的舆论压力大，为了维稳，只能减少IPO数量与金额，实行所谓“救市”。在A股，能不能救市从来都不是问题，以行政调控的方式。

　　在全流通之前，A股市场流通盘小，救市不难。当时不少券商违规炒股，陷得太深。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队伍又十分弱小。2006年、2007年的大牛市把这些问题解决了，随后的大熊市与大小非解禁却带来了两个新的问题。首先，由于基金投资者主要是在大牛市中后期跑步入市，很多人被套在半空中，对基金完全丧失信心，“傻钱”来源告急。其次，流通盘急剧扩大，基金没落，大小非获得了股票定价权。与券商、基金不同，大小非可以不听监管当局的命令或暗示，可以不留在场内玩击鼓传花的游戏。

　　股市上涨可以分解成两点：一、企业盈利上涨，源头在于经济向好，或者税费减免;二、估值水平上涨，源头在于增量资金推动，比如，实际利率大降，资金供给大过股票供应，投机氛围狂热，等等。去年以来经济景气下滑，刺激经济增长、减免税费确有必要，但不在监管当局的权力范围。降息、降准、放宽贷款限制亦是如此。监管当局可以引入QFII，减缓IPO新股发行节奏，却无法禁止大小非减持，也不能鼓励投机炒作。

　　因此，救市非不为，实不能也，它需要更高的权限。而拥有更高权限者要考虑的问题很多，股市的重要性相对较低。目前，国内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经济刺激政策，间接起到了救市的作用。但市场不应自作多情，误以为它们是针对A股而来，应熊市而发。A股要想真正获救，不能依赖外力，只能自己浴火重生，把盈利能力提高到足够消化历史欠账的程度，把估值水平降至产业资本、大小非认可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