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 银行分类监管应以 资产规模为主要标准

　　作为城市商业银行的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银行(601169)董事长闫冰竹今年将向政协提案组递交10项提案。其中，有关完善分类监管政策，促进银行业防范风险的提案，尤为引人关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银行业的风险防范成为各国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问题。

　　“系统性风险与规模密切相关。银行规模不同，业务关联程度、风险控制能力显著不同。”闫冰竹提出，防范风险、有效监管首先要对商业银行进行合理分类。

　　而在目前，银监会仍沿用人民银行履行监管职责时期形成的分类方式，即根据各商业银行的成立方式，将其划分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差异化的监管政策。

　　闫冰竹认为，经过20年的发展，这种按照历史出身进行分类监管的模式，已经不能有效体现监管政策的导向作用，也难以发挥监管政策对银行业风险防范的功能。

　　他举例称，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最大的招商银行资产规模超过26000亿元，而最小银行资产规模仅为2600亿元，相差近10倍;而城市商业银行中，资产规模最大的接近万亿，最小的规模仅为几十亿，相差逾百倍。

　　“规模相差巨大、发展阶段不同、战略方向迥异的商业银行，仍放在一类监管，既掩盖了同一类别下银行发展的显著差异，又不利于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因此他建议，监管机构转变以历史出身形成的监管分类方式，逐步过渡为以资产规模和监管评级为主要标准、能上能下的动态监管方式。

　　闫冰竹建议，将商业银行分为四类，分别为特大型商业银行、大型商业银行、中型商业银行、小型商业银行。

　　其中，特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工、农、中、建、交”五家银行，具有明显的系统重要性，需实行更严格的监管标准。其他商业银行按照资产规模进行分类：资产规模在1万亿元以上者，划分为大型银行;资产规模在1千亿元至1万亿元之间划分为中型银行;资产规模在1千亿元以下划分为小型银行。

　　“由于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分类也应是动态的。”闫冰竹还提出，分类应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商业银行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建议每隔5年左右定期对大、中、小型银行分类标准进行评估，以考察分类标准是否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进行调整。